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李绅曾写下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，一首童谣般的诗，却打动了无数代人。他是忧民诗人，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锋，可这位诗人一旦踏入仕途，就变了模样。百姓背后骂他酷吏，同僚避之不及。从爱民到治民，从歌颂农夫到榨干他们，他的转变不是个案，而是一出党争下的变脸大戏。这场戏，没人能全身而退。
诗人的光与热亳州这个地方出人物。李绅便出生在这儿，公元772年，正值唐代中期。家境还行，但他幼年丧父，家道中落。靠母亲含辛茹苦抚养长大，从小读书写字，下笔比别的孩子快狠准。等到成年那年，一举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国子助教。这是个靠读书上升的典型例子，他也靠这个身份，慢慢爬进了朝廷中层。
展开剩余88%早年在长安生活，他不是那种远离现实的空想诗人。大街小巷走一圈，看尽穷苦百姓为口饭奔波。他注意到了农民一身汗水背后的悲剧，也记录下底层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。他不讲空话，不唱高调，写诗全是泥土味、汗水味。《悯农》便是其中代表。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，八个字就把农民的苦说透。诗写出来，传遍坊间，甚至传到宫里。一些大臣摇头，说这写得太俗太白。可正因白，老百姓爱念，孩子爱背，连乡绅都说这才是“有用之诗”。
写出这样的诗，李绅一跃而上。他和元稹、白居易一起，被誉为“新乐府三人组”。他们不唱花月，专写社会现实，不讲风流韵事，只管民生疾苦。那时朝廷也爱提拔有“正义感”的文人，李绅趁机被调入翰林院，从一个普通的助教变成皇帝近臣，成了有话语权的人。
进入中枢，他没丢了笔杆子。依旧写诗，只是语气开始变得内敛，不再那么“锥心刺骨”。在朝中，他遇到了李德裕。这位日后影响他命运最深的男人，既是知音，也是命运之绊。他们结为“朝中三俊”，风头一时无两。李绅也因为政治立场坚定，获得朝廷重用。
可诗人不是官场老油条。他入得了文坛，却太快卷入权力旋涡。牛党与李党的党争愈演愈烈，李绅跟着李德裕走，选了站队的路。他以为这是一条正道，却不知道，这是条没法回头的斜坡。
从忧民到掌权站队的第一步是表忠。李绅开始变得激进，对待牛党毫不手软，举报、打击、排挤样样做得利落。长庆年间，牛李党争激烈，他在翰林院里往返穿梭，把自己的立场写在奏章上，也写在背后那些一刀见血的策略里。
这让不少人对他改观。原来写《悯农》的那位诗人，也能成手腕老辣的政客。他的忠诚被李德裕看在眼里，很快被调往地方，先后任江州、滁州、寿州刺史。这三地民生困苦，他早年写诗里看见过的那些苦，眼前又重新出现。但这一次，他不是感叹，而是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。
执政风格越来越强硬。他在江州征税，一度让百姓举家逃散；在滁州办案，拘押数百户商人，逼他们“自首”走私。他的名声开始变味，有人私下称他“酷吏”。可他不在乎。对李党忠心，就必须清除异己。他在地方上练手，为的是将来能回京做更大的事。
皇帝换了，局势也变了。李德裕掌权后，李绅官运大开，封赵国公，升至宰相、淮南节度使。他的府第在扬州，门前马车不绝，府中宴席连日。昔日那个写诗的人，现在手下有数千兵将，有私人乐班，有书童、厨子、侍婢。他一面执政，一面享乐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员。
民间开始议论：悯农诗人如今却把农民压得透不过气。一盘“鸡舌宴”杀三百鸡，一场舞会耗尽十个家丁的力气。诗没少写，钱没少花，百姓看在眼里，心里早已翻天。他成了官场中的“样板”，也是百姓口中的“笑柄”。
一次他在路上经过集市，有人对他指指点点，背后嘀咕：“司空见惯”。这个词就此留下。讽刺的不是官职，而是他身为司空时，眼看百姓疾苦却已麻木不仁。昔日忧农，如今视农民为蝼蚁。诗人不写诗了，写奏章，写命令，写借口。
党争仍在继续，他和李德裕联手制造“吴湘案”，将政敌一网打尽。可这场权斗太狠，连带误杀忠臣。事后皇帝调查时，所有责任都指向李绅。风向逆转，权力光环褪去，昔日诗人的光芒也一并暗淡。
高位背后藏的刺扬州城的日头，总在李绅的深宅大院里洒得尤其温柔。门外是繁华闹市，门内是锦绣流光。他当上淮南节度使之后，身份比肩宰相，权势不输中枢。他让府前修了观鱼池，又新建演乐台，外人看了啧啧称奇，百姓却暗骂：一个写“汗滴禾下土”的人，如今坐享“盘中餐”的人间极乐。
这些年，他手握兵权、掌管财赋，逐渐脱离了诗人的质朴。那双曾经为农民落泪的眼睛，如今只盯着章奏和银库。按理说，淮南地富物丰，该是安民施政的好地方，他却选择盘剥加码。赋税逐年上涨，商贾纷纷迁走，盐船停运，小镇空巷。有人往北逃，有人转业为盗，田野荒芜，村舍失修。
一场盐税风波，成了他权力傲慢的写照。他新设税额，令地方大户捐盐入库。有人拒绝，他便严刑拷问，连带十余人破产。更夸张的是一次宴请文士，据传宴席上的“鸡舌羹”，竟杀鸡三百以取鸡舌。他把“奢”玩出了花，把“吏”用到了骨。
不只百姓受罪，幕僚也难安。他要求手下日夜轮值，文案层层批改，一人失误，全署受罚。有亲信写诗劝他缓刑宽政，他笑而不语。那位幕僚事后郁郁而终，家人发丧时，只收到一纸悼词，连纸钱都无。
吴湘案彻底撕开了他的面具。这位号称“清流派”的宰相级人物，竟联手李德裕，为打压牛党，不惜罗织罪名，甚至诱导皇帝批准冤杀。案发后余波未平，民间唱本上多了一句戏文：“悯农伤心诗，杀忠一封书。”
他从来没再写诗。他知道，字句不能救命，不能保权，更不能洗净他身上的血污。过去那位会为农夫落泪的李绅，已经在这座权力的围墙里死去了。剩下的，只是一个高位者的空壳，表情僵硬，目光沉重。
晚年回望，他也许也问过自己：“怎么就走到这一步？”只是没人能回答。政敌盼他下台，百姓求他下地狱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一路不是他走得太快，而是这个朝代变得太冷，非得冷血才能活得长久。
死后名声走下坡846年夏天，李绅病倒在扬州。气候潮热，旧疾复发，他连下朝的力气都没有。几名家将扶他到榻前，宫中也未再有任何慰问。他知道风向变了，连病都不敢请太重，怕别人以为他“装病躲责”。
几日后，他没撑住。家人草草报丧，朝廷例行颁发追赠：太尉，谥号“文肃”。表面体面，实则冷落。丧礼无人致辞，地方官也没组织百姓吊唁，连门前的石狮都染着雨斑，看着凄凉。
死讯传到长安，新皇眉头紧锁。他不是李绅的朋友，也不想再让这个旧党余孽荼毒政场。不久便下令复查吴湘案，案卷翻出尘埃，冤情一一揭露。证词直指李绅在任上联结李德裕，诬陷忠臣，贪图权位。皇帝震怒，追撤其封号，取消丧礼供养，其子孙一律不得入仕。
堂堂赵国公，一朝沦为“酷吏”。从《悯农》作者变成《新唐书·酷吏传》的主角。他本是文坛宠儿、政坛新秀，却在人生后半场反转成历史反面教材。读书人摇头，百姓吐唾，诗社删名，庙堂断念。
百年之后，史官评传落笔，写下他“言善而行酷，貌文而实诈”。这是给李绅贴上的最后标签。再无人为他辩解，再无墨客为他续诗。
但孩子们依旧背着《悯农》，课本里仍印着“汗滴禾下土”。有时连老师也忘了，这首诗的作者，曾是权力游戏里的狠人，是一手主导党争的冷面执政者。
这就是历史的讽刺。李绅一生想靠文字扶正，却靠权术败名。他不是最坏的官，却是在最坏的时代选择了最危险的路。他想保护忠诚，却杀了忠臣；他想保全自己，却丢了千古声名。
一个人的诗与行，终究没法互相抵消。读者记得的，不只是诗，也包括他晚年的残酷。李绅活成了典型——写得出人性光辉，也干得出权力黑活。历史不会抹去这些矛盾，它只负责提醒后来人：当诗人走进庙堂，走得太深，就再也走不出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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